《元刊杂剧三十种》的方言特色

作者:晁瑞《光明日报》( 2019年01月28日 13版)

        戏剧这种文艺形式,带有一定的方言地域特色。元代的语言面貌与前代两宋、后代明朝判然有别。早期以朱德熙、吕叔湘先生为代表,近年以江蓝生、曹广顺、李崇兴、祖生利等先生为代表,证明某些语言现象受到蒙古语影响,元代汉语发生了特殊变异。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异以及是如何变异的,还需同时考察当时的蒙古语。

  元代保存下来的文献不多,大致可分为三类:直译体、“汉儿言语”、戏曲语言(余志鸿《元代汉语的后置词系统》)。“汉儿言语”是元代直译体公文以及戏曲语言的口语基础。直译体通行领域有限,仅限于官府公文。“汉儿言语”通行区域有限,仅限于北方边区,大致形成于辽契丹时期。这种语言是一种中介语,词汇上看都是汉语词(也有少量民族语言借词),但语法结构基本都依照少数民族语言。自宋金对峙以来,形成了南北两支官话。元曲在金人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周德清也将元代戏剧追溯至金,他说:“凡作乐府,切记有伤于音律。如女真‘风流体’等乐章,皆以女真人音声歌之。虽字有差讹,不伤音律,不为害也。”(《中原音韵·作词十法》)明人整理元代戏剧认为南北主要区别在语音上,“北曲有十七宫调,而南只九宫,已少其半……自非精审于字之阴阳,韵之平仄,鲜不劣调,而况吴侬强效伧父喉吻,焉得不至河汉。此则音律谐叶之难”(臧懋循《元曲选》序言二)。这一段话证明明代南北语音有比较明显的差异,用南方话唱杂剧很不和谐。

  《元刊杂剧三十种》(以下简称《杂剧》)是自金形成的北系官话代表,或者说是元代北京话的代表。可惜这部作品中的宾白很少,不能让我们一窥元代北京话全貌。尽管如此,仍可以看到当时汉语受蒙古语影响的痕迹。第一,这种语法现象不见于宋代作品,且很少见于明代戏剧体裁之外的作品(因为戏曲语言有非常强的继承性,个别词明代仍保留元代用法)。第二,这种语法现象从汉语自身的语义演变或者语法结构上不能得到解释,却可以用当时的蒙古语解释。

  证据一,《杂剧》语义多样的“行”。“行”来源于唐代方位词“上”,“用在名词后面,本来表示物体的表面或上方,后来它的意义虚化,泛指处所、范围或方面”(江蓝生《后置词“行”考辨》),也解释为“这里、那里”。但是以下《杂剧》中的例子,其意义都不可能由汉语“上”发展出来。

  向俺亲眷行买会服,您爷娘行使会钱。(《铁拐李》第二折)

  这一句当释为:给亲眷买见面穿的衣服,给爹娘见面的礼钱。“行”是引进给予对象义。蒙古语表示给予的对象也是以方向格引进。

  郎君每我行有十遍雨云期,除是害九伯风魔病。(《紫云亭》第一折)

  这一句当释为:郎君与我一起有约义。引进动作共同施事者,蒙古语以与位格承担。

  这消息莫交你爷知,子你娘行分付的明白。(《汗衫记》第三折)

  又道是丈夫行亲热,爷娘行特地心别。(《拜月亭》第三折)

  第一句解释为:对你娘分付清楚。第二句为:对丈夫亲热,对爷娘上心。表示动作涉及的对象,蒙古语有两类标记:一类离格,朝向对象背离的方向;一类与位格,朝向对象而来的方向。汉语里这些意义均是复制后一类格标记语法意义。

  总之,元代不能解释为“这里、那里”的“行”复制了蒙古语宾格、方向格、与位格的语法意义。

  证据二,《杂剧》居于句中的疑问语气词“那”。汉语的语气词多数都在句尾,在句中的只能是停顿语气词,如“小王呢,挺不错的”的“呢”。疑问语气只能在句尾,但是以下《杂剧》选择问句中的“那”都是疑问语气:

  你这老爷娘恨也那不恨?(《老生儿》第四折)

  人笑却是应也那不应?(《七里滩》第三折)

  这两句前项选言支以确定语气词“也”表深究意味,南宋作品常见。句中“也那”是元代南系官话与北系官话接触重新组合形成的选择问标记。当时的蒙古语选择问句的基本特征是:句子无论以动词终结还是以形动词终结,前后两个选言支上都有疑问语气、动词时态。

  证据三,《杂剧》特殊的“的便是”判断句。中国古典戏剧里有比较明显的人物身份自我介绍片段:“瓦舍勾栏里的戏曲观众,从整体上看,文化水平不高是普遍现象,如果戏曲不采取这种自报家门的开场形式,多数观众很可能会被舞台上频繁更换上下场的角色弄得稀里糊涂,从而对复杂变化的剧情摸不着头脑,影响他们进入戏曲观赏,引不起他们看戏的兴致,以致影响演出的生意。此外,还有照顾流动观众的需要。”(吴晟《瓦舍文化与宋元戏剧》)《杂剧》“的便是”判断句共八人使用。如《东窗事犯》秦桧手下差役何宗立、《追韩信》武将韩信、《替杀妻》张千、《小张屠》张屠等。这类句子的突出特点是,汉语结构助词“的”的功能是连接定中结构,表示所属,如“我的书包”,“的”后面是名词;而这类句子的“便是”却是动词核心。当时的蒙古语仆人向外人介绍自己的身份,语法结构恰恰是“主人名字+名词化属格标记+判断动词”,比如《蒙古秘史》铁木真的家奴介绍自己的话,直译为汉语即“我铁木真的是”。《东窗事犯》秦桧手下差役何宗立用这样的判断句介绍自己的身份,与蒙古语仆人介绍个人身份的判断句结构最相近。

  表面上看元代戏剧语言并没有借用蒙古语的语法形态,跟“汉儿言语”一样,句子使用的也是汉语词汇,但句子语法规则却带有很强的蒙古语影响痕迹,蒙古语的语法意义或者语法结构被复制到汉语中,这使得元代的蒙汉语言接触现象带有很强的隐蔽性。

    (作者:晁瑞,系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2019年1月31日 14:46
浏览量: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