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格吉勒图案背后的英雄

全国首例公开宣告纠正已执行死刑的错案


“呼格案”的英雄接力

 

高昌

    1996年4月9日夜,内蒙古呼和浩特第一毛纺厂家属区公共厕所内,一名女子被强奸杀害。

   呼市卷烟厂二车间工人,年仅18岁的呼格吉勒图发现后报案。48 小时后,警方确认报案者呼格吉勒图即为强奸杀人凶手,并称其对罪行供认不讳。

    其时,正值呼和浩特第二次“严打”。在唯一的一次庭审里,呼格吉勒图只简短地陈述了自己的报案过程,却没有任何机会针对检方的指控证据做出抗辩。

    案发61天后,呼即被执行死刑。此后,李家在当地羞愧无颜,惶恐度日。事后,呼格吉勒图的母亲尚爱云虽坚信老实、木讷的儿子是被冤杀,但苦于没有证据佐证,只能以泪洗面。

 

办案“英雄”九年荣光

 

    1996年4月20日《呼和浩特晚报》一篇名为《“4·9”女尸案侦破记》2700多字的报道记录了当时“英雄”办案人员的场景:时任新城区公安局副局长的冯志明带领刑警队队长刘旭等人在接到报案后驱车赴现场观察后,“冯副局长、刘旭队长、卡腾教导员等分局领导,会意地将目光一齐扫向还在自鸣得意的那两个男报案人,心里说,你俩演的戏该收场了”。

  该报道称,“供词,这供词是熬了48小时才获得的”,“真相大白”,“杀人罪犯就是呼格吉尔图” (该报道中名字。判决书中的名字为呼格吉勒图)。

    值得注意的一个背景是,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刑事诉讼法”自1979年以来的第一次修订,废除了收容审查制度,并在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4·9”女尸案侦破记》里还专门提到“新的刑事诉讼法已经颁布……对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要的不是几成,而是半分之百的准确!”

    事实将证明,不尊重法律,随意践踏法律者必将被法律严惩。

    《新闻晨报》于2014年12月16日在一篇报道(《18年前错杀一人18年后法将责众》一文)中列举了当年参与“呼格案”的部分办案人员名单,他们是:1.冯志明,时任呼和浩特新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2.刘旭,时任刑警队长;3.任俊林,时任刑警队副队长;4.赵月星,时任刑警队副队长;5.彭飞,负责此案的检察官;6.苏明,一审法院审判长;7.宫静,一审法院代理审判员;8.呼尔查,一审法院代理审判员;9.杨小树,终审法院的审判长;10.王智,时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局长。

    这些当年办案有功的“英雄”。他们也因此享受到英雄的待遇,立功受奖。

    当年侦破“4·9女尸案”后,包括冯志明在内的许多警官,因为“迅速破获大案”获得从二等功到通报嘉奖的表扬。在那年的呼和浩特“严打”先进集体和个人表彰大会上,刘旭、任俊林均获得个人三等功。

    另据《新京报》报道,冯志明从警后,多次获得表彰,是内蒙古公安系统模范警察,并曾因“勇斗毒贩、智擒毒枭”,获得“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此后的9年中,这些人在生活与职场中顺风顺水。一直到一个被称之为“杀人恶魔”、“微笑杀手”的人的出现,才打破了这种平静。

 

一案两凶打破平静

    

    事情的转变发生在2005年10月23日,一个身负多起命案的犯罪嫌疑人赵志红落网。他承认第一次杀人是在1996年4月的一天,于呼和浩特第一毛纺厂家属区公厕内杀害了一名女性。2005年10月30日,警方带赵志红指认现场。尽管当年的公厕早已被拆除,赵志红仍准确指认了当年的案发地点。

    赵志红甚至说出了诸如“南北朝向,女厕在南”的方位、内部结构,被害人身高、年龄、短发、扼颈杀死被害人的方式、尸体摆放位置等作案细节。

    有邻居看到后,跑到医院找到刚做了胆结石手术的呼格吉勒图的父亲李三仁,告诉他们这个惊人的消息。

    另一个说法见于《法律与生活》的报道(该报道的重要性,后文细说),最先得到这个消息的是呼格吉勒图的表哥哈达。

  “一接到警方通过律师询问我表弟案件情况的电话,我就立刻意识到压在我心头长达10年之久的谜团,极有可能很快就要解开了。”哈达难掩激动。他始终坚信,呼格吉勒图不会杀人,他是无辜的!

  其时,呼格吉勒图的父亲李三仁正在做胆结石摘除手术。哈达没敢惊动家里任何人。直到11月5日,李三仁康复出院。哈达才陆续将这个消息一点一点地告诉他们全家。

  在此半年前,《河南商报》于2005年3月14日报道了一名叫王书金的犯罪嫌疑人在河南省荥阳县被抓后,招认在河北犯过一起凶杀案。从河北警方传来的消息却是,凶案早已破,“凶手”聂树斌已被枪决。

    “呼格案”与这起“一案两凶”如出一辙。

    不知是天意,还是巧合。据《东方早报》报道,李三仁居然保存着当年对聂树斌案报道过的每一份报纸,心中暗暗地期待着奇迹也能发生在自己身上。

    在得知儿子所犯命案又有了“真凶”之后,原本“心都死了”的李三仁再次生起希望。他找到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单位,希望问个明白,同一个命案,怎么会有两个“真凶”?

    然而,“老实”、没有任何哭闹偏执“上访性格”李三仁夫妇没有得到任何明确答复。他们找到当时呼和浩特名律师之一,即内蒙古河洋律师事务所主任何绥生律师。

    据《都市快报》报道,2005年,疑似真凶赵志红出现后,呼格吉勒图的父母李三仁和尚爱云找到了何绥生。何在内蒙古律师圈有一定名气,他查看了相关资料,并向有关人士打听案情后,认定呼格吉勒图被判死刑确属冤枉。但想到案件经办人尚在高位,何自认没有能力翻转案情。

    他对李三仁夫妇说,正常的申诉太难,唯一的途径是找媒体。

    “如果他不能给你们鸣冤,我也没有办法了”。 何绥生推荐了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的记者汤计。

    事实上,何绥生和汤计至今仍算不上是朋友。当时他这么说,只因为汤计在内蒙古媒体圈名声甚大。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地位比当地媒体高,地方干预相对会少很多。

    

良心记者知难而上

    

    在内蒙古政法圈深耕多年,汤计在当地人脉甚广。

    因为私交,汤计往往能在朋友私聊与案情打听之间自由切换,“咱们见面先叙旧聊交情,聊到热乎时,再提问,他们一般都会实话实说”。

    2005年的冬天,李三仁、尚爱云夫妇找到了汤计。

    汤计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回忆第一次见到李三仁和尚爱云的感受:“看到老两口老实巴交的,立刻就体会他们老来丧子的那种痛。”

    汤计听完李三仁、尚爱云夫妇的诉说后,从时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赫峰那里证实,公安部门确实抓获了一名凶杀案嫌疑人,名叫赵志红,供认呼格吉勒图案系他所为。

  汤计回忆猜测得到证实后的心情:“你想想,当初被枪毙时,呼格吉勒图刚满18岁,被五花大绑,被当做凶手枪毙,但案子不是他干的,他该多么无助。”

  “一个好记者一定得是好人。你不是好人,就不会有同情心,不会有慈悲心。有了同情心,你才会有明辨是非的思想、能力,才有做事的动力。”汤计说,他下定决心管这件事。

    但李三仁、尚爱云夫妇反映的问题太重大,汤计立即向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党组做了汇报,党组要求认真履行新华社记者职责。

    于是,汤计安排青年记者李泽兵到“毛纺大院”进行外围采访,自己直接去了赵志红专案组。专案组有人告诉他,内蒙古公安厅已经成立呼格吉勒图案复查组,然而有些领导不愿再翻这桩旧案,复查难度极大。

    汤计突破种种困难,根据采访获得的信息,在2005年11月23日写出了一篇题为《内蒙古一死刑犯父母呼吁警方尽快澄清十年前冤案》的情况反映。

    这篇报道引起了中央有关领导的关注,内蒙古政法委于2006年3月初,成立了以副书记宋喜德为组长的“呼格吉勒图流氓杀人案”复查组。

    8月案件复核即有了一个明确结论。内蒙古政法委副书记胡毅峰说:“核查组已经有了结论。调查结论以法律的术语讲,当年判处呼格吉勒图死刑的证据明显不足,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冤案。但政法委不能改判,得走法律程序。我们要求自治区高级法院复查,向最高人民法院汇报,两家成立复查组,然后走法律程序。”

  在复查中,公安机关认为当年的“呼格案”弄错了,公诉机关也认为当年起诉的证据不足,但法院认为没有新的物证仅凭犯罪嫌疑人赵志红的口供不能重启审判程序……


“呼格案”陷入了僵局。


     2005年12月26日《内蒙古法制报》在其要案追踪栏目上刊登了《擒拿恶魔:告慰被害女性血与泪》一文,详细报道了公安部二号督办大案“2·25”系列强奸杀人案的侦破过程。

  文章末尾还专门列出了“27起惊天大案” 目录。其中第二起案件便是“4·9”女尸案:1996年4月的一天,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一厕所内,赵志红对一名女青年进行强奸、杀害。2天后,《北方新报》记者采访了赵志红,以《男子十年间强奸杀害10多名女子作案27起》为题刊发了对话稿,并附有27起案件目录。

    这两篇报道虽然没有提出质疑“呼格案”,但27起案件目录却给后来参与报道者留下了重要线索。

    

公开报道突破重围

 

    在内蒙古政法委核查期间,又有两名记者获得了“呼格案”线索。他们成为继汤计后,“呼格案”的第一棒接力者。

    2006年的某一天,《民主与法制》杂志记者楚京辉在呼和浩特与内蒙古公安厅的“哥们”喝酒,无意中得知,一起公安部督办的大案中,有个案子可能弄错了。当天夜里,他给《法律与生活》杂志记者王健打了半个多小时的电话,讨论此案。

    一案两凶,毫无疑问具有极高的新闻价值。睡意全无的王健决定联手调查此案。

    楚京辉和王健两人在呼和浩特等地进行了“长达近两个月的采访”(据王健事后回忆文章)。

    2006年6月4日下午2点,楚京辉在与“4.09”案发地近在咫尺的杂货铺,采访了就出生在宿舍大院的“坐地户”,40多岁的肖金芬(化名)。

    令人颇为诧异的是,肖金芬接受采访后不久,“麻烦事”便接踵而来。

6月7日,在肖大姐的小商店门前,从两辆面包车上下来六名自称警察的人。

他们三人门外三人门内地堵住商店,拒不出示证件,只是一味地高声放话,“别瞎说八道,谁真谁假还不一定呢。”

两天后,又来了几名“警察”,肖大姐只认识其中一名赛罕区分局的刑警,这回他们“耐心”给她做工作,“上面领导那么多,你还要在这里长期生活,为什么非要得罪人呢?”

转天,在某企业保卫处任职的肖金芬的丈夫,也莫名其妙地被领导找去“训导”:劝劝你家媳妇别瞎掺和,就算李老汉家平了反,对你们又有什么好处呢?

    在这样的采访环境下,他们意外地接到了赛罕区公安分局一位当年看过呼格吉勒图案卷的警官的电话。这位有正义感的人士在电话中明确表示,希望为他的身份保密。在得到肯定答复后,他透露的信息让楚京辉和王健欣喜不已:“你没见过呼格吉勒图的口供吧,其中一段很有趣。在那个黑灯瞎火的公厕,欲实施强奸的呼格吉勒图,居然知道被害人穿的是牛仔裤、系的皮带是向左插的,皮带上还有两个金属扣子!有些同志跟我说,怎么越看越像是诱供啊!”

    这位老同志还特别告诉他们,呼格吉勒图前后共有三份笔录,只有在第三份笔录中,承认有猥亵杀害杨某犯罪行为。

    楚京辉、王健的采访也遇到了各种障碍,他们想采访赵志红,求证“呼格案”。却听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栏目组《终极对话》一行五人从上海抵达呼和浩特。他们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的介绍函,要求采访赵志红,被内蒙古公安厅以案情重大为由拒绝采访,公关一周后无功而返。

    最终,在楚京辉、王健的努力下,内蒙古公安厅、内蒙古检察院有条件地同意,在承诺不谈“4·9”案前提下会见赵志红。2006年6月5日下午14时,他们在办案民警及检察官陪同下,采访了赵志红。

    2006年6月5日下午,《法制晚报》记者辰光在内蒙古采访完“异地高考”事件,恰好在汤计的办公室遇到仍在调查“呼格案”的楚京辉。

    楚京辉觉得一家媒体影响力有限,提出《法制晚报》愿意做的话,可以把资料共享。这一提议当即得到了汤计的肯定,并帮忙复印所有的案卷资料。

    当时,汤计、楚京辉等记者已经获得了很多重要证据,甚至从内蒙古公安厅刑警总队赵志红专案组的一位民警手中拿到了赵志红的4份笔录。

    可惜,《法制晚报》在那一年并没有发出报道。

    “当时的《法制晚报》总编辑王林是沉默着听完我的汇报的,然后他拿起我带回来的材料仔细的翻看着,良久之后他叹了一口气,无奈的摇了摇头。”辰光回忆道,“临出他办公室的时候,王林叫住了我:‘关注这个案子,会有能够报道的那一天!’”

    《法制晚报》发稿不顺,楚京辉他们的发稿也遇到了波折。

    会见赵志红3个月后,署名“特约记者”楚京辉、本刊记者王健采写的一组三篇报道,《呼格吉勒图,又一个聂树斌?》、《“微笑杀手”赵志红》、《“四·九”女尸案侦破记》(节选)才刊发在《法律与生活》杂志(2006年9月下半月刊)。

    迟发3个月的稿件,楚京辉、王健两人仍在“呼格案”报道上增加了重要的一笔。

    如果说汤计是第一个用《内参》(情况反映)质疑呼格案的记者,那他们就是第一个公开报道,质疑“呼格案”的记者。

    这三篇报道发出不久,“呼格案”平反就面临再一次的危机。

 

紧急呼吁留下证人

 

    据《三联周刊》报道,在呼格吉勒图案曝光之前,由于佘祥林、滕兴善、聂树斌3起冤错案件接连曝光。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在2005年9月27日召开了刑事重大冤错案件剖析座谈会,分析了1979年后发生的14起重大刑事冤错案件。

    这些案件中有12起已经得到纠正。因找到真凶或“被害人”重新出现,经再审宣告无罪的7起;因被告人不断申诉,经法院重新审理以证据不足而宣告无罪的4起;经再审认为事实不清发回重审后检察机关撤诉的1起。

    其中,湖北佘祥林故意杀人案,云南杜培武故意杀人案,云南陈金昌等抢劫案,辽宁李化伟故意杀人案,广西覃俊虎等抢劫、故意杀人案,河北李久明故意杀人案,海南黄亚全等抢劫案,均为一审法院迫于各方压力,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判处死刑。二审法院认为疑点太多,发回重审,或留有余地而判处死缓。若干年后,因真凶出现或被害人“复活”才改判无罪。这些案件从案发到依法纠正,多数要经历几年,甚至十几年。

    时任最高法院院长的肖扬在会议上做了长篇报告,报告中多次出现“触目惊心”、“责任重大”、“寝食难安”字样。

    最高法院院长的反思,阻挡不了时间的飞逝。

    赵志红羁押期将满,据《人民法院报》2014年11月21日《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启动再审程序》一文报道,2006年11月28日,呼和浩特中院不公开审理赵志红案。因赵志红当庭指出检察机关的指控漏掉了呼格吉勒图案,庭审暂停。

    法院的不公开审理,也有人告诉了汤计。

  一年多来,汤计已掌握了赵志红的几份口供笔录,警方复核组、检方领导、政法委领导及复核组成员的一些重要谈话信息。这些材料都显示:“呼格案”或许是冤案。然而赵志红的起诉中没有涉及此案,是否意味着情况有变?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汤计立即写了第2篇内参《呼市“系列杀人案”尚有一起命案未起诉让人质疑》。这篇内参详细地介绍了多名干警提审赵志红的4份口供情况,也讲述了专案组干警乍一听到赵志红供述“毛纺大院杀人案”时的惊愕心态,还讲述了办案干警对赵志红、呼格吉勒图谁是“毛纺大院杀人案”真凶的分析,以及自治区政法委对呼格案的复核结论……

    汤计在最后把法律界人士对于赵志红案件审理的担忧也写了进去——“赵志红一旦被杀,死无对证,呼格吉勒图就会白死。”

    很快,这篇内参也受到了领导批示。

    无巧不成书。

    这篇报道发出第8天,一位警察找到了汤计,互查证件后,给了汤计一份2006年12月5日,赵志红在看守所写了要为1996年4月公厕杀人案的“偿命申请书”(复印件),原件邮寄给了内蒙古检察院。

  “那位警察给我看了工作证,把(偿命申请书)复印件交给我。然后,他就像完成一项使命一样,掉头就走。”汤计被感动了,“这个警察的责任心,他的法治精神和正义,令我非常震撼。”

  “他这是违纪你知道吗?这个立刻就能处分他,而且甚至连工作都丢掉了。”汤计至今没有透露警察的身份,“我对他很敬重。”

    汤计没敢耽误。2006年12月20日,(偿命申请书)一字不改,写了第3篇内参《“杀人狂魔”赵志红从狱中递出“偿命”申请》发往北京。汤计在回答新京报采访时说:“我们以前没这么发东西的,值班副总、分管业务的副社长、社长,一字不动发到北京总社,走的‘加急’通道,总社又经过多关审核,但没一个领导说‘毙了’。”

  情况反映得到了中央领导、最高检领导的批示,呼市中院对赵志红的一审被暂时“休庭”,这就是后来人们津津乐道的“枪下留人”。

    但再审“呼格案”仍遥遥无期。

  

媒体接力报道不停

 

    这一次,“呼格案”启动再审仍然卡在呼和浩特市中级法院。

    呼和浩特市中院认为,仅有赵志红的口供,没有犯罪物证,不能认定“4·09”案件的真凶就是赵志红,那也就不存在呼格吉勒图案的错判问题。

    汤计调查发现,每当自治区政法委研究呼格案时,内蒙古高院派出的参会领导都是那位呼格案的二审审判长杨小树。

    2007年1月初,汤计把呼格案的相关材料梳理一遍,第4次写了内参,共2篇文章。一篇是《死刑犯呼格吉勒图被错杀?—呼市1996年“4·09”流氓杀人案透析(上)》,另一篇是《死者对生者的拷问:谁是真凶?—呼市1996年“4·09”流氓杀人案透析(下)》。

    这次内参发出去没多久,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就与汤计取得了联系,希望采访一些国内法学专家后,在《瞭望》新闻周刊上公开发表。

     没有多长时间,《瞭望》新闻周刊2007年1月29日刊发了题为《疑犯递出“偿命申请”,拷问十年冤案》的报道。这是新华社刊物首次公开披露呼格案,通过新华网的放大,该案很快成了网络上的热点新闻。

    但“呼格案”仍未启动再审程序。

    一次,汤计跟内蒙古检察院检察长邢宝玉交流“呼格案”。

    这么长时间,检察院咋不抗诉呢?你这有权啊。邢宝玉说,现在不能抗诉,法院目前这个状况,抗诉了,它肯定就维持原判。一维持原判,这个案子在法律程序上就真死了。明明是疑罪从无,你却将它弄成死结。此案应该由最高检抗诉,异地审理。

    一语惊醒梦中人。

    2007年11月28日,汤计写了第5篇内参,题目是《内蒙古法律界人士建议跨省区异地审理呼格吉勒图案件》。这篇文章目的非常明确,专门针对法院。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那段时间,内蒙古政法委、公检法几乎都换人了,新来的领导谁会积极协调这事?

    这一放就是2年,直到2009年,时任香港《长城月报》杂志做执行总编辑的朱顺忠以特约记者的名义在《南风窗》杂志上发表了文章《内蒙古“聂树斌案”波澜再起》,再次将“呼格案”推向公众视野。

    2010年3月6日,《长城月报》促成了呼格吉勒图的母亲尚爱云与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的第一次会面。

    两位母亲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她们带上帽子、口罩,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然后分别踏上了来北京的火车。

    两起冤案的母亲在《长城月报》北京的办公室抱头痛哭,一边擦着止不住的泪水,一边互相鼓励对方,“要坚持,要挺住”。

    期间,尚爱云左手不停地捏住嗓子,尖锐地咳。“我老两口只要有一口气在,就会继续下去。我老两口即使死了,我还有两个儿子!”

    他们一起到天安门广场,默默地注视着人民大会堂,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正为13亿民众求政问道。

    此后几年,陆续有《华商报》、凤凰卫视、《三联生活周刊》等主流媒体对呼格吉勒图冤案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报道。媒体的不间断追问,让呼格吉勒图案始终没有离开社会公众的视野。

 

启动再审平反冤案

 

    曾在政法委就一直关注“呼格案”胡毅峰,2011年1月被任命为内蒙古高院院长。汤计觉得时机到了,让分社记者做了一个电视片在优酷上播出,反响很大,接着其他媒体又跟进。

  媒体不断追问,“呼格案”仍无实质进展。

    2011年5月5日,汤计又写了第6篇内参,《呼格吉勒图冤死案复核6年陷入僵局,网民企盼让真凶早日伏法》。这个内参引起最高院领导重视,批示下来,内蒙古高院组建了一个复查小组。

    据《民主与法制》杂志报道,从2006年对呼格吉勒图案开始复核,到2014年决定对呼格吉勒图案进行平反之前,由公安厅主导,政法委、检察院和法院参与的复核至少进行过五次,这五次的复核结果都倾向于呼格吉勒图案证据不足、事实不清。越往后复核,复核报告中这种倾向越来越明显,赵志红作案的可能性也越大。

    随着媒体此起彼伏的报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呼格案”,如法律界的江平、徐昕、贺卫方;

    直到2014年6月3日,内蒙古党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李佳联系公检法三长召开会议,呼格吉勒图案才露出曙光。

    这次会议决定,启动“呼格案”再审程序,并同时追究公检法部门相关负责人的责任。

    2014年12月15日上午,内蒙古自治区高院对呼格吉勒图故意杀人、流氓罪一案作出再审判决,撤销内蒙古高院 1996年作出的关于呼格吉勒图案的二审刑事裁定和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1996年对呼格吉勒图案作出的一审刑事判决,宣告原审被告人呼格吉勒图无罪,并向其父母送达了再审判决书。

    “呼格案”最终得到了纠正。呼格吉勒图母亲尚爱云给河北“一案两凶”被枪毙的聂树斌母亲张焕枝打电话:坚持下去,你也能等到那一天!

    聂树斌案的背后,也有诸如原《河南商报》马云龙、楚扬、范友峰等一批媒体记者的推动。

 

汤计六篇内参

  【第一篇】

  背景:汤计接触呼格父母了解案情,并接触专案组初步了解案情

  2005年11月23日,《内蒙古一死刑犯父母呼吁警方尽快澄清十年前冤案》

  【第二篇】

  背景:2006年11月28日,赵志红案不公开审理,公厕杀人案没有起诉

  2006年12月8日,《呼市“系列杀人案”尚有一起命案未起诉让人质疑》

  【第三篇】

    背景:收到赵志红的“偿命申请书”

    2006年12月20日,加急情况反映《“杀人狂魔”赵志红从狱中递出“偿命”申请》,并附上“偿命申请书”

  【第四篇】

  背景:呼市中院称,仅有赵志红的口供,没有犯罪物证,不能认定真凶就是赵志红,那也就不存在呼格吉勒图案的错判问题

  2007年初,《死刑犯呼格吉勒图被错杀?—呼市1996年“4·09”流氓杀人案透析(上)》,《死者对生者的拷问:谁是真凶?—呼市1996年“4·09”流氓杀人案透析(下)》

  【第五篇】

  背景:与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长邢宝玉聊过后,针对法院程序提出跨省区异地审理

  2007年11月28日,《内蒙古法律界人士建议跨省区异地审理呼格吉勒图案件》

  【第六篇】

  背景:胡毅峰上任内蒙古高院院长,积极推动呼格案复查

  2011年5月5日,《呼格吉勒图冤死案复核6年陷入僵局,网民企盼让真凶早日伏法》

 

江平撰写呼格吉勒图墓志铭

    2015年11月11日凌晨5时,呼格吉勒图的骨灰被迁入离呼和浩特市区近30公里的新墓地安葬。

  呼格吉勒图的墓志铭由中国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江平所撰,由中国书协理事刘俊京书写。

  呼格吉勒图墓志铭全文:

  呼格吉勒图,内蒙古呼和浩特人。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一日生。十八岁时,危难攸降。蒙冤而死。

  一九九六年四月九日夜,一女子被害身亡。呼格报案。被疑为凶手。后不堪严刑而屈招。被判死刑,六月十日。毙。

  呼格负罪名而草葬于野。父母忍辱十年。哀状不可言。二零零五年十月。命案真凶现身。呼格之冤方显于天下。令华夏震惊。然案牍尘封无所动,又逾九年。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再审。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宣布呼格无罪。

  优良的司法,乃国民之福。呼格其生也短,其命也悲。惜无此福。然以生命警示手持司法权柄者,应重证据,不臆断。重人权,不擅权,不为一时政治之权益而弃法治与公正。

  今重葬呼格。意在求之,以慰冤魂。

  特立此碑。

 

  中国政法大学江平教授撰

  中国书协理事刘俊京敬笔

 

  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12月15日,內蒙古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向呼格吉勒圖父母送達再審法律文書,撤銷原判,判決呼格吉勒圖無罪。呼格吉勒圖的父母李三仁、尚愛雲聽到再審結果後與新華社記者湯計含淚相擁。新華社記者任軍川攝

 

 

记者手记:

 

 

新华社北京1月22日专电(记者孙铁翔)中共新华社党组日前决定,对在推动呼格吉勒图案重审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记者汤计予以表彰,记个人一等功。新华社社长、党组书记蔡名照在22日举行的记功表彰暨报告会上强调,要按照中央领导同志对新华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不负党中央重托,不负人民群众期望,忠实履行新华社记者“喉舌”、“耳目”的职责使命。

 

 


2018年7月21日 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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