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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曾植书法评传

更新时间:2021-11-23 19:01:52点击:

同其他朝代一样,清王朝也经历了出盛世到衰世的转变。道咸之间,虽有中兴,但亦隐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同光年间,社会黑暗,吏治腐败,民生凋敝,道德沦丧,学术衰微。鸦片战争的后遗症与西方列强的持续入侵相互夹攻,内忧外患,错综复杂,大一统的局面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这是一个不幸的时代,是一个既杂乱无章又有些散漫自由的时代。

一代书法大家沈曾植就诞生于这样的时代。他的一生经历了戊戊变法、洋务运动、张勋复辟、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历史事件,见证了晚清时期所有凄凉与萧杀。他的一生是在国运日衰与世风日下的泥淖中度过的。

沈曾植书法评传 (图1)

一、生平与治学经历

沈曾植(1850—1922年)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别号甚多,有:薏庵、檍盦、乙僧、乙叜、释持、寐翁、睡翁、香病叟、孺卿、皖伯、宛委使者、菩提坊襄病维摩、梵持、建持、持卿、其翼、随庵、守平居士、谷隐居士、浮游翁、楚翅、东轩、东轩支离叜、灊皤、灊庸、袍遗、东湖盦主、媻者薮长、姚埭老民、紫藟癯轩、癯翁、东畴小隐、逊斋、逊翁、巽斋、遯叟、李乡农、餘斋老人等等。浙江嘉兴人。其祖父沈维鐈,进士出身,官至工部左侍郎,人称“小湖先生”。曾国藩是他的学生,著有《补读书斋遗稿十卷》。曾五任学政,务尚有用之学,一生校刊之书颇多。可惜的是沈曾植八岁时,其沈宗涵逝世,家道衰落。他从小跟母亲诵读唐诗,通音韵之学。虽因家贫,而读书之志,未尝一日废过。在孙春洲、周克生、王楚香、俞幼珊、高儁生、秦皖卿、阮际生、朱厚川、用饬侯、王莘锄、罗吉孙及长兄沈曾棨的指导下,“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见王国维《沈乙尽先生七十寿序》),逐立“修身、治国、平大下 个人产”大志。

沈曾植在《定庐集序》中称:“少孤,独学天友。所由粗识为学门径,近代诸儒经师人师之渊源派别,文字利病得失,多得之武进李申耆及吾乡钱衎石先生文集中。两先生,否私淑师也,而钱先生同乡里为尤亲。”稍长研究史学掌故,潜心于律法与舆地,李慈铭的评价是:“钩贯诸史,参证舆图,辨音定方,具有心得。”(见《越缦堂日记》)他在乡试时.有关舆地的答卷为翁同和所激赏,视为通人。1880年(光绪六年),他考中进士,供职刑部,精研古今律法,著有《汉律辑存》、《晋书刑法志补》等书,薛允升推为律家第一。之后,他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今外交部)章京,主管俄国事务,因而,益究四裔舆地之学,于辽、金、元三史,创获颇多,声名远播。1893年,俄罗斯使臣喀西尼以《唐阙特勤碑》、《突厥苾伽可汗碑》、《九姓回鹊受里登汩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影印本,求沈曾植翻译考证,沈作三碑跋博得众人认同。此事后来广为流传,西方学者也多加以引用。在沈曾植一生的著述中,有关舆地之学占了很重要的部分,计有《元秘史笺注》、《皇元圣武亲征录校注》、《岛夷志略广证》、《蒙古源流笺证》等十余部。

沈曾植书法评传 (图2)

在北京任上,与其弟沈曾桐治珠算,享有盛名。相与交往密切者有文廷式、康有为、袁爽秋、朱一新、陶濬宣、杨守敬、汪康年、梁启超、盛伯熙、黄仲强、徐世昌、王鹏运、袁世凯、’梁鼎芬、邹代钧等。四十岁后,深究焚学,会通儒佛。晚年因经济拮据,在沪上鬻书自给,时间约在1919年前后。《清史稿》称:“曾植为学兼综汉、宋,而尤深于史学掌故。”此说略显简单,其门生王国维曾有过较为客观的总结,兹迻录如下:

“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原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安,拓其区字,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居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钨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见《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

因受李申吾与钱衍石的影响,沈曾植做学问向来注重经世致用。时值清末变法,整个社会体制与思想风气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时的“新学”与“旧学”之争是非常激烈的,一些先进人士纷纷向西方寻找真理,其代表人物便是康有为。沈曾植与康有为交往密切,曾为其发动公车上书出谋划策,但在行动、性格上又颇多不合,两人始终是若即若离的关系。沈曾植在思想上比较务实,又兼有儒家学者的风范,主张循序渐进,反对狂飙式的社会变革。值得一提的是沈曾植在1878年结交广东名宿陈澧,1898年入张之洞幕府,执掌武昌两湖书院,这两份经历对他一生祟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张之洞推行洋务运动,善用权术和智慧作折衷新旧之论,沈曾植非常拥护。张对沈亦甚为器重,称沈为“凤麟”,有“平原宾从儒流少,今日天骄识凤麟”句。沈氏曾力陈假英款造铁路,劝翁同和开学堂讲新学,主张开设银行,开矿挖煤,派遣留学生,办造枪炮厂等等,无不赞成新政的。事实上,他的这些设想在晚清接二连三的政治活动中,影响力是很小的。沈曾植以忧世的心情做学问,终究不济世用。王蘧常先生在《沈寐叟年谱》中称其晚年:“日惟万卷埋身,不逾户阈,及闻国事,又未尝不废书叹息,欹觑不能自己。”一代硕儒那悲惨的身影跃然纸上。

沈曾植书法评传 (图3)

在仕途上,光绪六年成进士,供职刑部十八年,先任贵州司主事,进为员外郎,后转江苏司郎中。迁任总理衙门章京,外简江西广信知府。由于柯逢时赏识,调任南昌府知府。后攫为安徽提学使、布政使,并护理巡抚。最显赫的是张勋复辟时,任学部尚书,但没几天,复辟失败了。总之,沈曾植虽硕学鸿才,而察吏理财,运用权术,非其所长也。或许是性格使然,或是清朝统治走向衰亡的征兆。

不过,在沈曾植任官经历中,有几件事是极其辉煌的:一是1895年,与康有为、陈炽、丁立钩、王鹏运、袁世凯、文廷式,张孝谦、徐世昌、张权、杨锐及其始沈曾桐在北京开强学会,开风气之先;二是1900年,因义和团起义闹事,沈曾植与刘坤一、盛宜怀、张之洞、李鸿章等人密商保护长江之计,所谓“东南互保”也。这其中,沈曾植出力甚多:三是1901年,出任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监督,兴办教育:四是1906年,东渡日本考察学务及文物制度,接触了许多新思想;五是1907年,在安徽设存古学堂,借鉴外国大学高等教育制度,实行“有研究而无课本,有指授而无讲解”的教学方法。他曾与杨仁山创佛学研究会,与欧阳渐创设支那内学院。凡此诸事,均反映了沈曾植的智慧与才能,也因此而奠定了前清遗老中大先辈的地位,人称他为“旧时代旧人物之鲁殿灵光”,一点也不为过。

沈曾植书法评传 (图4)

沈曾植《临魏碑楷书屏》 纸本 147×40cm×2 西泠印社藏

辛亥革命后,隐居上海,与诸遗老成立超社,以吟詠书画、校藏图书遣日。相与交往者,多是性情相投的朋友,如郑孝胥、姚文藻、张尔田、孙德谦、王国维、罗振玉、陈宝琛、劳乃宣、梁鼎芬、缪荃孙、刘琛廷、李瑞清、陈衍、汪容甫、吴庆纸、朱祖谋、刘承干、陈夔龙、吴昌硕、李审言、王秉恩、王乃微、张元济等等,其中有许多人是张勋复辟时宗社党的成员,笃于故主,始终不渝。

综观沈曾植的一生,学术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有心政治上施展抱负,却未遂愿,反而成就了在晚清学术上的领袖地位。其门生谢凤孙在《学部尚书沈公墓志铭》中认为是“砭古箴今,轶前启后”。连日本的西本白川、内藤湖南,法国的伯希和都非常推祟。就具体而言,除了上述史学与舆地方面外,还有佛学、经学、考据、道藏、诗学等方面的成就。佛学方面如说佛大先即是佛陀斯那;如谓小乘极深研几,影响大乘;如说“象山从宇宙两字悟道,所悟之道为太极,极似华严法界观,终不肯说物字,由今日言之,可谓之为儒家之唯心论”。经学方面如言儒家重耻辱之义;考证方面如说《韩奕》诗“其追其貊”之“追”,用追、狄音和,翟、狄通用,翟从佳声,佳、追同部,证明“造”即是“翟”。道藏方面如考订五斗米道的来源,《太平经》的源流。诗学方面,他被推为“同光体”的代表人物,主张学诗要通元嘉、元和、元桔三关。等等。(注:有关这方面,钱什联先生在《梦苕盒论集》中有过详细的论述,此不赘述。)成果丰硕,识见宏通,著作等身,在清季实难其匹。

历代儒家学者都有参与政治,发挥其作用的传统,孔子周游列国,亦只发挥教宵家的作用,贝何况后来者。因为相对于政治权力游戏而言,儒家的理想是纯净的,又是相对软弱的。难怪朋适要将“儒”的语源考定为“柔”,这是发人深省的。就本文传主沈曾植而吉,其令人敬畏的地方就在于朴素平淡,他不想借助于非凡的、虚饰的、激烈的行为来突死自己的形象。他获得了同时代的人以及后人的尊崇,就在于他身上所发现出的超人的力量、坚强的毅力以及儒家学者所惯有的内圣外王精神。

二、书学思想

嘉道以后,由于大量古碑版器物出土,兴起了金石学,小学家金石家大量涌现,影响到书法领域,更是书风为之一变,出现许多擅长写碑风格的书家,如洪亮吉、孙星衍、桂馥、伊秉缓、何绍基、邓石如、赵之谦、吴让之等等。与此相呼应的是书学界则出现阮元的“北碑南帖说”,提倡学碑。再经包世臣的阐扬,蔚然成风。至清末康有为一出,尊碑抑帖之说臻于顶点。风气使然,沈曾植也主攻北碑。值得一提的是沈曾植在戊戍变法后,曾力劝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揖》。由于康有为的影响力和《广艺舟双揖》一书的煽动性,把当时康有为周围的一些思想给淹没了。

沈曾植书法评传 (图5)

沈曾植《隶书平旦清风七言联》纸本隶书 143.5×35.5cm×2 浙江省博物馆藏

沈曾植自认为书学优于书功,遗憾的是他未能像康有为那样写出较为系统的著述。现在所能见到的仅《海日楼题跋》、《寐叟题跋》及给一些友人的信札中的片言只语,多为有真知灼见的经验之谈。

沈曾植书学思想前后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早年受包世臣的影响,骂信黄小仲的“始艮终乾”和包氏的“中画圆满”之说,于用笔的方法用力甚多,对唐代的张怀瓘《药石论》中的“一点一画,意态纵横,偃亚中间,绰有馀裕”最为心仪。中年由帖入碑,嗜张裕钊的书法,对《张猛龙碑》、《高湛墓志》、《敬使君碑》等碑非常推祟,于结体注意颇多。光绪壬寅以后,他渐渐地将精力转到书画上面。但那时他对帖有些生疏,在《旧拓圣教序跋》中自认为“性乃不近”,可推知其心绪了。晚年则碑帖相融,讲究会通,沉潜于古今媲变之理,持论精微,常发前人未发之论,如他在给门人谢凤孙的信中提到“冬心开顽伯之先”;又如他在《菌阁琐谈》中提到“李斯亡篆以简直,中郎亡隶以波发”;又如在《护德瓶斋涉笔》认为,“西汉未隶石刻间杂为正书”;又如称金文中的楚人书,到《校官碑》。到王大今,“吴、会书自有一种风气,略近中郎,而益畅上风。《谷朗》、《爨碑》,皆其遗韵”;又如他认“李怀琳之《绝交书》、孙虔礼《书谱》,皆写书之变体,其源出于《屏风帖》。”等等。

沈曾植书法评传 (图6)

沈曾植《行书节临李思训碑扇面》

沈曾植为学兼及汉宋,于书学既重考证及相关的历史渊源关系,亦注重书法形质与情理的体会了解。他留下来的有关书法题跋大多属于考证辨别碑帖源流的札记,从中还是能看到较为系统独到的书学观点。在重历史渊源关系方面,于下面诸跋中可以看出:

上虞罗叔祖影拓□氏旧本,.此是真面目,笔意风气,略与《刘玉》、《皇甫鳞》相近,溯其渊源,盖《中岳北岳二灵庙碑》之苗裔。一一《张黑女墓志跋》

昔尝谓南朝碑竭罕传,由北碑拟之,则《龙藏》近右军,《清颂》近大令。盖一则纯和萧远,运用师中印,而全泯其迹,品格在《黄庭》、《乐毅》之间;一则顿宏激昂,锋距出《梁鸽》,而益饰以文,构法于《洛神》不异也。一一《张猛龙碑跋》

北碑楷法,当以《刁惠公志》、《张猛龙碑》及此铭为大宗。《刁志》近大王,《张碑》小王,此铭则由擫外拓,藏锋抽颖,兼用而时出之,中有可证《兰亭》者,可征《黄庭》者,可证淳化所刻山涛、庚亮诸人书者,有开欧法者,有开褚法者。盖南北会通,隶楷裁制,古今嬗变,胥在于此。一一《敬使君碑跋》

在重书法形质与情理的体会了解方面,亦多具创见。如在《王珣贴跋》中认为“《伯远帖》墨迹,隶笔分情,剧可与流沙简书相证发,特南渡名家,韵度自异耳。”指出南北书法有相同之处,惟六朝江南名土尚韵风气更甚些,此说颇合史实。又如在《松江急就章跋》中认为“松江《急就》决为唐临不疑,有讹略之迹,而无讹略之情也。推迹以知情,是在善学者。”此说体现了他的疑古精神,“推迹以知情”即是他的持论方法。又如他在《多宝塔碑跋为谢复园题》中认为“鲁公书源本出殷氏父子,后得笔诀,困法河南,所调厌家鸡欣野资者耶?然如此砷结体,固不能与《裴镜民碑》绝无瓜总也。此拓梢绝,于用笔劲媚处,点画紫拂,绰绰可寻,绝非剜后秃木者可比。”此跋极精到,非有书法家之义本事、真眼光者,不能悟解。所谓真本事、真眼光者,即是能想象到古人的书写状况,处于同一境界,神与之游,发而为论则无隔阂。沈曾植在这方面要比康有为高明许多,宋代苏东坡成自豪地说:“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此话若移作沈曾植的话,也是非常贴切的。

沈曾植书法评传 (图7)

沈曾植《行书江莲野竹五言联》

沈曾植对书法形质与情理的体会了解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重势,如在《蔡氏分法即钟氏隶法》中提到:““固非修短纤浓,波点相资,无以呈其意势。”又如在《论行楷隶篆通变》中认为:“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这就是他独到“异体同势、古今杂形”观,在清季碑学运动中属于新理妙发。二是重形,如他认为“逸少学钟书,最胜处可证得于势巧形密。”又如他认为“《入山帖》瘦质处可证《化度》,可通草书《千文》。”又如他对卫恒《书势》中“修短相副,异体同势,……纤波浓点,错落其间”这十六字相当推崇,其晚年书法风格正是如此。三是重笔,他对卫恒《书势》中的“奋笔轻举,离而不绝”一语非常认同,于用笔的提按起伏、藏锋油颖体悟甚多。他多次提到李斯亡篆以简直、蔡邕亡隶以波发,观照他晚年作品中翻腾的用笔,约略可以推想。他还认为钟繇用笔最曲,王献之最直,王羲之曲直相宜。钟繇的曲对他晚年书风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这与他为学雅尚险奥,清言见骨相一致的。

1980年,沙孟海先生在《书谱》杂志上提出“碑跋的写手与刻手问题”,引起书学界的广泛讨论。关于这个问题,清季书家大多未注意及之。梁 评唐《兗公颂》时,曾提出“字画失度处缘刻手不精耳”。之后的包世臣、赵之谦、康有为都未看透北碑背后的刻手因素,但沈曾植法眼独具,较早地注意到了碑版的刻手问题。如他在《王基碑跋》中提到“刻手精工,遂令使转笔势,突然毕露”:在北魏《燕州刺史元踢墓志跋》中提到:“逆锋行笔颇可玩,惜刻工之拙也”;在北齐《使持节都督元贤墓志跋》中认为“刻手太粗”;在北魏《乐安王元绪墓志跋》中认为“刻工草草”;在《临淮王元彧墓志跋》中认为“此书甚工,刻乃不称”:在隋《杨厉墓志跋》中认为“书道至此,南北一家矣,惜刻工拙耳”。不仪如此,他对拓本的精确与否也十分关注,如他认为《国学本定武兰亭》“极圆润,而未免轻弱。然刻手极精,纤锋华见”:认为《旧拓定本兰亭》“刻工亦颇能传之,殆非天水时代良工不办山”:认为《式古堂法帖》“模刻不精,逐致略无神采”;认为《墨池玉屑本》“宛如手书,其墨色拓工俱绝。……锋颖丰利,真能以刀代笔”;认为《丰存礼小楷普门晶》“书法谨严,刻尤精绝”等等。沈曾植晚年之所以碑帖于一炉,与他能敏锐地感觉到砷帖背后刻手问题有着大的关系。

沈曾植书法评传 (图8)

沈曾植《行书韩世忠题雲居壁诗轴》

晚清整个社会都在求变求新以自强。沈曾植书法以占为变.以古为新,翻覆盘转,新意十足。历史上,米芾、赵左頫是以古为新的成功实践者。沈曾植在给门生谢凤孙的信中曾指出:“吾尝以阁下善学古人为不可及:今忽曰:以临古为大病,此涣何耶?来屏有使转而无点画,即使转办单薄寡昧,如此便是自寻贱落矣,如何?米元章终身不离临摹,褚公亦然,上至庚亮、谢安石,办有拟法。鄙人临纸,一字无来历,便觉杌不安也。”但沈曾植的复古意识与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等人比较起来,还是很有特点。米、赵、董复古以正统自勉,非二王不学,以取晋药为主,非“相杂文生”。所以,他们的书学思想中很难见到诸如沈曾植所主张的“异体同势”、“古今条形”、“中画圆满”、“分画中虚”这些内容。孙过庭所谓“古质而今研”,沈即是研了,更注重书法形式上的变化,注重参势而姿生的结果。

沈曾植之所以能独树一帜,除了上述的种种鲜明的见解外,还具有一颈勇猛精进的心。他在书学上没有像包世臣那样钻牛角尖,而是主张古今融合,南北相济,以期相生相发的境界。在实践上,他非常大胆地运用“抽锋”、“卧笔”之类的手段,如果用正统的眼光来看,觉得有些偏胜;如果用新理异态的效果来看,恰到好处。

沈曾植书法评传 (图9)

沈曾植《草书右军桓公帖轴》

三、艺术成就

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把沈曾植的书法列为“帖学”的殿军人物,称“他是个学人,虽然会写字,专学包世臣、吴熙载一派,没有什么意思的;后来不知怎的,像释子悟道般的,把书学的秘奥一旦豁然贯通了”。这与王蘧常先生在《忆沈寐叟师》中称“先生生前先以书法为余事,然刻意经营,竭尽全力,六十四岁后始意写字。至七十三岁去世,用力极勤,遂卓然成为大家。” 二说大同小异,同的是称沈曾植大器晚成,不同的是一说沈中年之前“没有什么意思”;一说是“刻意经营,竭尽全力”。据沈曾植的生平经历来看,王说更接近些。据沈曾植自称晚年书画之缘始自光绪壬寅〔53岁)辞去南洋公学监督后,重入都门时。

沈曾植书法评传 (图10)

沈曾植“早岁欲仿山谷,故心与手忤,往往怒张横决,不能得势。”(又马宗霍《霋岳楼笔谈》)但临池之志仍然无间矣。在未中举之前,学书以晋唐小楷为主,因为当时江浙——带文风鼎盛,多数士子为了中举,多练习所谓的“馆阁体”。以至于沈曾植晚年在回忆时还为“馆阁体”辩护,说:“唐有经生,宋有院体,明有内阁诰敕体,明季以来有馆阁书,并以工整见长,名家薄之于算子之誚,其实名家之书,又岂出横平坚直之外:推而上之唐碑,推而上之汉隶,亦孰有不平直者。虽六朝碑,虽诸家行草帖,何一不横是横、坚是竖耶?算子指其平排无势耳。识得笔法,便无疑己。永字八法,唐之闾阎书师语耳。作字自不能出此范围,然岂能尽。”(见《海日楼札丛》卷八)同时,他还得笔于包世臣,取径于邓石如、吴让之。沈曾植曾有诗曰:“百年欲超支吴老,八法重添历下读”,又云“包张传法太平时,晚见吴生最老师。”(见《忆沈寐受师》)所流露的正是这一阶段的学书痕迹。

之后,他又接受包世臣“备魏”可以“取晋”的观念,取法北碑,尤嗜张裕钊的书法,并确确实实练了一阵子。这与他在光绪六年成为进士,北上就仕,开始经营收罗一些碑帖,这是他后来自谓“书学深”的开始。当然,他对待碑帖的态度未必全是艺术的眼光,有时月考证舆地、史实的目的,但对他今后书法气质的演变有着积极的影响。即使成不了“书家之字”,尚可作“学人之字”观,这与他“学人诗人二而为一”的主张相一致的。

王蘧常先生把沈曾植的书风演变分为两个阶段:六十岁之前“为孙隘庭临《郑文公碑》,绝少变化;又见为予外舅沈公仲殷写佛经卷,当时诧为精绝者,亦不能过安吴轨辙。”(见《忆沈寐叟师》)六十岁之后,“真积力久,一旦顿悟,遂一空依傍,变化不可方物。”(同上)事实上,沈曾植学书情况比这样复杂多多,尤其是晚年。据目前所见的作品来看,沈氏取法简牍、唐人写经、《二爨》、钟太傅、索靖、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黄山谷、倪元璐、黄道周都有些痕迹,这说明他还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碑帖结合,兼容并蓄。值得注意的是1910,沈曾植在题《伊川击壤集》、《曹恪碑》、《李澹圆先生叱牍归耕图卷》三跋时,纯用米芾笔法,驾轻就熟,非常老到。从中可以透出两个消息:—中沈曾植借米芾书凤来达到“意态纵横”的目的,他推崇黄小仲的“始艮终乾”之说从中得到了验证;二是取法米芾正是他实现“备魏取晋”理想的绝妙高招。因为他一生的学术与人生总旨皆的魏晋风骨上。正是他从米芾那里悟到了“八面出锋”的用笔方法,并将米氏刷字转化为“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奇趣横生”(见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这才是他书法的奥秘所在。

沈曾植晚年的书法,包世臣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尤其庄用笔的提按方面,而张裕钊与吴让之的影响反而不怎么显著。罗振玉在916年6月5日致王国维的信中曾提及沈曾植“服赝安吴,诋毁赵之谦一事”,可与佐证。夏承焘在《天风阁学词日记》卷二中记载:“冒鹤老尝遇寐老曰:君笔诚奇纵矣,然不过以方笔为包安吴耳。寐老拍其肩曰:此安可为外人道。”此又一佐证。王国维有诗赞沈曾植的书法是“古意备张索,近势杂倪黄。”作为同时代的大学者,此话切中要害。沈曾植中晚年的徘徊,正是在寻找表达“古意”的手段。既要出新,有要备复古之意。所以,他找准了以“新理异态”而著称的黄通周与倪元潞作为师法的对象。黄潜在《花随人圣童摭忆》中也指出了这一点。他还经常临习一些冷僻的碑版,这与康有为《广艺舟双揖》中的观点如出一辙。他常自称“书学深而书功浅”,晚年遍临诸碑帖算对“书功浅”的弥补。实际上,他到最后还未完全定型化,仍在探索之中。

沈曾植书法评传 (图11)

沈曾植《楷书临爨宝子碑轴》

沈曾植天资高,理想富,性格内敛,毅力坚定,“藏身巧密”背后涌动着艺术的激情。沈氏晚年隐居沪上,仕途失意,心情抑郁,以诗书遣日。1921年,他正式在上海鬻书自给,以解生计之困,“海内外辇金求书者穿户限焉”。目前,社会上所流传的作品办大多在最后几年所书写的:但风格上很少雷同,说明他不墨守一家,博收广蓄的心态。他作诗主张要通“三关”,最后一关足“元嘉”。如何通“元嘉关”,他在《与金潜庐太守论评书》中提到:“但将右军《兰亭诗》与康氏山水诗打并一气读。”可见其境界是在“活六朝”,“庶儿脱落陶谢之枝梧,含咀风雅之推激。”(见《安般簃集序》)此一想法,在他书法中也有,惜未能点破。抑或是他自认为未臻此境,不便提出而已,不得而知。后来,陆维钊先生一生浸淫北碑甚深,到晚年亦有叹识王字真谛太迟之慨。真可谓是英雄之见略同矣。

沈曾植书凤与众不同,在清季尤为突出。章士钊评为“奇峭博丽”,甚为恰当。其奇峭处在善于借章草隶势,翻覆盘转,跌宕沉雄;其博丽处在由博返约,新理自出。曾理自出。曾熙称:“(寐)叟读碑多,写字少。读碑多,故能古:写字少,故能生。古与生合,妙绝时流。”(见《忆沈寐叟师》)此话对错各半,对的是沈曾植“读碑多”,错的是“写字少”。沈曾植书法的生是因为结体上的夸张和用笔上的逆势,非写字少的缘故。他平日作书喜用锐笔尖锋,在他看来是“矫赵派末流之弊”,亦非故意为生。曾熙还认为沈氏书法“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同上)此话应改为“工处在博,妙处在丽,胜人处在不俗”更为妥当些:文人书法求“生”很容易堕成“狂怪”,若。生”能与古意结合,那“生”就不会涉乎怪诞。沈曾植的“生”间于突帖之间,既不类于碑之苍茫,又不以帖之柔转,处于交融状态。

沈曾植书法诸体皆擅,行草尤工:有人认为他的草书为“清三百年来第一家”,大概是基于清代无草书的考虑。事实上,沈曾植晚年没有一件非常严格的草书作品,大多介于行草之间。其行草书纵横驰骋,有杨少师之妙。清代自碑学盛行,书家皆究心篆隶,草书鲜有名家者,沈氏行草书尤为难得。康有为认为“其行草书,高妙奇变,与颜平原、杨少师争道,超佚于苏黄,何况余子。”(见<中华文史论丛>l987年第2期)沈氏行草书提的按幅度大,用笔又能翻转盘旋,极尽情性之跌害,开一代新风。王蘧常称沈寐叟作书“速度极快,笔力奇重。……执笔在手,盘旋飞舞,极其灵动。”(见《忆沈寐叟师》)可谓是生动的注解。据传沈曾值是主张转指执笔,一如包世臣,不知此说可靠否?如确凿的话,那末,沈曾植算是奇人奇书了。其成功处在于气质、体势方面的把握,胜人一筹。他晚年作书于点画呼应特别经意,证明他本人意识到了用笔的重要性。赵孟頫的“结字因时而宜,用笔千古不易”,是金针度人的。

关于沈曾植书法艺术成就,其学生金蓉镜、王蘧常都有过比较公允的评价,现迻录于下:

“即以八法言之,精湛淹有南北碑之胜、自伯英、季度、稿隶、丛冢吉石、无不入其奥窔。有清三百年中,无与比偶,刘文清且不论、即完白、蝯叟为蜾扁书,驰骤南北、雄跨艺苑, 亦当俯首。晚年应接品流、长 大卷,流而益雄。散落海上,如次仲一翮,山川为之低昂,可以知其书学之大概矣。”(全蓉镜语转引自《忆沈寐叟师》)

“师之书法,雄奇万变,实由读破万卷而未。所以予先论师之学问,然后再及于书,后之学先生书者,其在斯乎。”(王通常语见《忆沈寐叟师》)

沈曾植心目中非常向往魏晋冲夷淡泊的境界,毕生均未实现过。他投入书法的时间毕竟晚了点,更何况身处书道衰落的时代。陈定山称沈曾植的画“可以高妙,不可以精深;可以生拙,不可以纯熟。”正好说出了他书法的矛盾与局限之所在。

沈曾植书法评传 (图12)

沈曾植《草书王羲之帖扇面》

四、历史影响

沈曾植活着时,文名、诗名、书名并重一世,身后更隆。他是清季书法最后之大人物,又是民国书法的启迪者,继往开来,足为大家。康有为素来自负,但对沈曾植推祟有加,认为沈之“法书宝墨,则鸾翔凤翥下众仙。先德赖以表明,荒出传以下朽,感深存殁,衔戢不任。”(见《中华文史论丛》l987年第2期)清末“四公子”之一吴保初的墓志,章士钊原想请康有为为之书写,但康氏婉拒,谓“寐叟健在,某岂敢为?”最后是康有为撰文,沈曾植书志,传为佳话。沈之书名,办可见一斑矣。

自嘉庆以后,写碑风起,成就高者有何绍基、赵之谦、张裕钊、康有为、李瑞清、李文田等,除何、赵外,余者都失之偏颇。沈曾植以“博物君子”之器识,兼容并蓄,去前贤之狭隘,疏通碑帖交融之道,影响了一大批书家。自沈曾植后,碑帖兼写成为民国书坛的主流。一些遗老、学人、诗人都纷纷加入到书法家的行列,呈繁荣之象。与他同时代的名人如李瑞消、曾熙、谢凤孙等,都取其一招,足以名家。尤其是李瑞清、曾熙都曾接受沈曾植纳碑入帖的建议,虽未青出于蓝,但由于他们的名望,影响了很多人,像胡小石、柳诒徵、张在千等,一脉相承,声势甚大。稍后的王世镗、李叔同、马一浮、黄宾虹、谢无量、夏承焘、陆维钊、王蘧常等也都也都受到寐叟书风的影响,在书卷气方面更胜一筹。沈曾植书法的主干是继承清初黄道周、倪元璐—路的,在沈之后、这路以雄强恣肆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书风得到了新发展,像潘天寿、陆维钊、沙孟海、来楚化生等都取法黄、倪两家,自成面目,皆一时雄彦。另外,像经亨颐专写《爨宝子碑》、欧阳渐写简牍帛书体,等等,无不心仪手追。

之后,沈曾植的书法实践不仪为后人在碑帖结合方面立了一个成功的形象,也为后人在探索取法敦煌写经、简牍帛书方面,开了一个好头,启迪了新趋势,开拓了新局面,在书法史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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